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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铁饭碗从蛇口开始

发布时间:2021-01-21 14:16:13 阅读: 来源:反光镜厂家

打破“铁饭碗” 从蛇口开始

1980年3月7日,春节刚过完,33岁的河南兵乔胜利从广州远洋公司人事处调到蛇口工业区。此时距离他从南海舰队转业到地方还不到8个月时间。  乔胜利到蛇口7天之后,袁庚选了一个晚上给乔胜利“洗脑”。虽然袁庚三四个小时激情澎湃的演讲让乔胜利“仍旧听不懂”,但至少有一点,33岁的河南兵被63岁的袁庚“征服了”——这个出自南海舰队干部任免科的年轻人,3个月后成为蛇口工业区人事处科员、劳动服务公司副总经理,具体工作就是从全国范围选调干部,再培训输送到工业区的各个岗位之上。三年后,乔胜利被袁庚推至前台,成为蛇口工业区党委副书记,成为蛇口工业区人事制度改革的贯彻执行人。事实上,在那个长达三四个小时的一对一的小型报告会——黑夜聊天之前,中国干部体制领域仍然是死水一潭。这个夜晚,袁庚将他的一整套干部体制改革的设想与思路都讲给了“半懂不懂”的乔胜利,这一番谈话,与其说是袁庚在干部任用之前惯有的“洗脑”,倒不如说是,他要将蛇口工业区的整体改革思路灌输给“准备接班”的年轻人。

初会袁庚  中国经济时报:你和袁庚的见面很有传奇色彩,他为你单独演讲了好几个小时,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他从一开始就格外器重你,是吗?  乔胜利:我到蛇口的第七天,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也就是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从香港过来,那天晚上他通过当时的副总指挥许智明通知我,要和他认识一下。晚饭后我和袁庚见面,那是我第一次见袁庚,我并不知道袁庚是什么人,也不知道袁庚是香港招商局的常务副董事长,只知道蛇口开发,他是总头目。  一见面,他说:“你就是小乔啊。”  “对,我就是小乔。”  “我是袁庚。”  我说:“首长好。”就是这种口气。  袁庚要我坐下来,当时在场的还有新华社深圳记者站的站长李通波。袁庚就对着我作报告,一说就是三四小时,和我讲蛇口的发展、蛇口要怎么做、用什么方式发展。他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小乔,你现在从大陆的那一边走到了大陆的这一边,你要把大陆那一边的东西统统地忘掉。  我当时就说,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真的听不懂,我到蛇口才7天,他跟我讲大陆的那边要全忘掉,要按这边的方法来做事,不知道该怎么办。  袁庚就详细给我讲,为什么要做蛇口,从国家的需要讲起,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要对外开放、要改革讲起。然后讲选择蛇口这个地方的经过。  袁庚说,你个人的情况我已经很清楚了,你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做干部工作,你要把你过去做干部工作的那一套思想、方法、论资排辈、档案,统统地搁到博物馆去。到这里之后,要有一套新的思想,要有一套新的方法,不要搞论资排辈。蛇口需要你们这群年轻人共同奋斗,现在中央政府给了我们一点权力,我们希望凭这一点权力,在这里进行一场冒险的改革。这场改革,首先要进行的就是干部体制上的改革。我们可以考虑用香港的招聘经验,通过考试向全国招聘人才,改变干部队伍落后的状况。  中国经济时报:“要把内地的那一套统统扔掉。”这是袁庚当时立志打破固有的干部任用体制的决心。事实上,也正是从蛇口这次的干部体制改革开始,正式拉开了中国打破“铁饭碗”的序幕。不过,在当时来说,这样的思想和做法,实在有点石破天惊的意思吧?  乔胜利:过去特区也接待了很多国家层面的老革命,上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都有,他们到这里看完以后反应是不一致的,有的老同志认为特区好,是一个好办法,可以改变老百姓的贫困,发展经济;有一些老人家看完之后真的是痛哭流涕,觉得这个地方全都黑了,只有红旗还红着,一句话,你们不是在搞社会主义,你们是在搞资本主义。  这些老同志都是国家的脊梁、国家的财富,因为当时的发展条件和认识水平,对特区有误解,但想让人民富裕起来的初衷都是一样的,只是没有找到一条能够实实在在发展好经济的方法和路子。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们指明了这条路,这是历史的必然。蛇口的意义,并不在于本身赚了多少钱,是100亿元还是1000亿元,它的意义,在于蛇口的这种做法改变了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运行情况,尝试了一种大家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方法。  我记得当时国务院总理到蛇口来视察,把我们集中起来讲话,他说你们这帮人知道在蛇口做了什么吗?我们说总理,您不是说国家提出来要改革开放,让我们作为试验田在这个地方做改革开放的实验性的工作吗?他说,是的,但是,你们记住,有一条,你们这帮人在这里做了一件和国家现行经济运行体制格格不入的事情。说得我们身上发冷。你想,蛇口这帮人做了一件跟国家现行经济运行体制格格不入的事情,那就是说你做的每一件事,要不就是犯法,要不就是犯规,要不就是违背党和国家的政策,是不是这样?不过,实践证明,蛇口做的这些事情,当时看是与“国家现行经济运行体制格格不入”,但后来我们所做的很多东西也被国家采用了,例如社保体制、住房商品化,等等。  中国经济时报:创办蛇口工业区的意图,除了邓小平所说的“四个窗口”,本质上看就是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乔胜利:是的。这个问题我和袁庚开过玩笑。袁庚经常说蛇口是一个试管,我说袁总,这个试管我们不能自己叫,我们只能叫自己是块试验田。他问为什么,我说这个试管是实验室的工具,试验成功了,你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试验失败了,这个试管也就被打碎了。我们要做一块试验田的话,试验田无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还有自己的使用价值,也是一件好事。袁庚此后就很少说试管了。  蛇口的意义就在于它最初所做的这一系列探索,包括体制改革,它打破了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树立了一个新风,进行了一系列创新。这种创新是会深入民心的,它为全社会、为整个国家带来生机,这是蛇口最根本的意义。  打破“铁饭碗”  中国经济时报:打破“铁饭碗”、实行招聘制,蛇口的创举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干部管理体制的僵局。  乔胜利:蛇口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大的突破,是从工业区最高管理层这一级就开始了。工业区党委决定,对这一层管理人员的任用不再是某个领导提名,某个组织或者某一级党组织任命。蛇口的办法,是最高层管理人员的任职,通过蛇口的技术员以上、总经理助理以上的全体人员参与民主选举产生的,这非常重要。  中国经济时报:当时的步子迈得是极大的。即便现在看,这样的做法也过于“超前”了。  乔胜利:但当时看,用这种方式选拔的干部,效果非常好。选拔的这些干部,跟组织上和领导上希望选上去的人是高度一致的,这说明蛇口人的素质好,政治素质、个人素质都非常好。  中国经济时报:民主选举的方式是怎么设计的呢?当时设计这个方式执行到哪一层?  乔胜利:如果是全员都来参与,有很多基层的员工不了解情况,他投了一票也是很盲目的。那怎么办呢?首先就是要有大量的推荐,推荐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大专以上学历,第二个条件是在蛇口工业区工作满十二个月,具备这两个条件,只要有十个人推荐,就成为一个准候选人。这个准候选人通过蛇口的报纸广泛地在全工业区宣传一段时间,然后在我刚才说的范围内人手一票,技术选举。选举结果获得前十一名的就成为正式候选人。正式候选人产生之后,对工业区的治理和发展要发表施政思想和见解。发言的时候员工自愿参加,有投票权也好,没有投票权也好,都可以来听。这十一个人发言的时间一样多,大概都是30分钟左右,另外有20分钟时间让听众提问。我记得我有一个助手,姓陈,当时是主管工业区的城市建设和土地规划,我非常欣赏他,他也非常能干。他从预备候选人选到十一个人里面了,那天晚上轮到他做演说,我特别提醒他,我说老陈啊,你在台上指手画脚,指挥千军万马搞了八年,员工今天晚上有20分钟给你提咨询意见,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回答他们提的任何问题。因为我知道他脾气不好,能干的人很多脾气都不好,暴躁,但是抓工作、执行力很强。我不希望他落选,他就说乔总,你放心,我准备得很充分,我一定会被选成正式的班子成员。  结果轮到他讲的时候,员工都给他鼓掌,讲得很精彩。最后20分钟出问题了,当时提问题是写条子,条子多就排队,先递的条子先回答。有一个小伙子觉得自己的问题很重要,怕轮不上,就站起来举手,面对面提问题。当时的规则是这样设计的,人家面对面提问题就不能不回答。  那个小伙子问,陈总经理,您是工业区主管基本建设和土地的老总,请问,您用你的职权给你的弟弟做了几项工业区的工程?能不能向我们老百姓透明一下?老陈脾气不好,一听“啪”桌子一拍就站起来了,说,我在工业区作为副总经理,我母亲今年八十多了,哭着要我给弟弟安排个工作,我没有利用我的职权,没有以权谋私。别人可以到蛇口工业区来做工程,我弟弟为什么不可以呢?他这一说我就知道完了,我猛给他使眼色也没用,票没了,就这么现实。果然,对这十一个人进行第二轮投票的时候他的选票就下来了。因为只有前面七个人能中选。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用这种方式选出来的人,我们也很清醒,不一定是最能干、最优秀的,但是不好的人肯定是不选进来的。这样选出来的高层管理人员,每一个人在岗位上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因为选出的这些人每年要述职,向全公司员工汇报这一年工作,如果是有一半人否定这个班子,这个班子就集体下台。如果一半人否定班子里某一个个人,这个人就要下台。所以这样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就不完全是来自于纪律监察委员会和上级党委,更重要是来自于民间。  中国经济时报:你自己也参加选举吗?  乔胜利:都选,包括袁庚都要参加。我作为候选人发表正式的施政思想的时候,做了充分准备,相互竞选岗位的11个人都做了系统准备,发表这些施政思想的时候都是有备而来的。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当时就讲了工业区存在的十大问题,别的任何东西没有讲,例如公共资源不足、水、电、人居环境等十个问题。  特别要强调一下,我说的这十个问题都是我在出任总经理的时候出现的,我说我要承担这个责任。我这样讲可能选票会丢失很多,但是每一个蛇口人都应该知道这些问题。我把这些问题暴露给大家,可能大家本来不知道的也知道了,知道了可能就不投我一票了,我说没关系,你是蛇口的人,你有权利知道这些。  没想到越这样讲,选票就越多,而越说自己行,选你的人却越少,事实就是这样。蛇口人的觉悟和素质高就高在这了。  中国经济时报:这是高层管理人员产生的办法,普通干部怎么招聘?  乔胜利:干部招聘也好,员工招聘也好,在这之前每一个干部、每一个员工都有自己的组织,想随便把这个人招聘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时我主管人事工作,到北京去找中央组织部,想从中央组织部用商调的方式调一部分干部。蛇口当时需要干部,因为蛇口的干部最早都是来源于交通部系统,但是蛇口作为一个开放的工业区,需要的各行各业的人很多,社会上有的行业,在蛇口这个弹丸之地几乎都有。交通部调来的干部大部分是很专业的人才,搞基本建设,这些人从哪来?那就要跳出交通系统之外。怎么办?那时候又没有招聘这一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又不能随便来,那就只能找中央组织部。  向中央组织部汇报了我们的情况之后,中央组织部非常重视。我记得中央组织部一个干部调配局的局长还亲自接待我。说,第一,你们需要的干部我们一定会帮助你们解决。我当时就提出招聘的方法,在全国登报招聘,他说这是不可行的,这样就怕把干部队伍搞乱了。虽然袁庚告诉我“把那一套放在大陆的那一边”,但是我是搞干部工作出身的,还是很理解国家的干部组织系统运作方式,那确实不好办。第二,不能用招聘的方式。不能用招聘也要解决问题,那怎么办呢?中央组织部就想了个办法,我印象很深,开了十一张介绍信,介绍一个小小的蛇口工业区到全国十一个省市去调干部。  这十一张介绍信可不得了,调了一批需要的人员来了之后,他们就像种子一样,他们又推荐他们的朋友,推荐他们的同学,推荐他们熟悉的,我们有需要的人员到这里来,就这样发展起来的。以后国家允许招聘了就开始用全国招聘的方式,一步一步做开的。  蛇口风波  中国经济时报:1988年,蛇口一场普通的思想教育座谈会,却演变成影响全国的“蛇口风波”,并引发了“第二次真理大讨论”。  乔胜利:蛇口风波,是以“蛇口风波”这四个字作为标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形成的。实际上形成蛇口风波的因素,是当时国家有几个青年教育专家,受中宣部委派,到全国各地做一些演说来教育年轻人。这些人中有个知名的专家叫曲啸,他们一行几人到特区来,和年轻人做一些交流。  这些专家的特点,都是以传统的角度思考,从回顾历史的角度来看现实,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而蛇口的年轻人当时思想非常活跃。我们安排专家和蛇口的一些青年人在进行座谈时,产生了思想的交锋。  曲啸这个人出口成章,当时讲了一段高度肯定和赞扬蛇口青年的话,他的整个语言就像一篇美丽的诗一样。开始讲一段话时就说,在祖国的南海边有一片蓝色的天空,天空之下有一块耕耘着的改革工业区……他夸这些年轻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为国家改革开放贡献力量,为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献身。实际上我认为这个演说的动机是想把自己说的内容与年轻人拉近一些,没想到蛇口当时的年轻人不吃这一套,有个年轻人就打断了他的话,说曲啸老师,你到这里还不到一个小时,你把我们蛇口的年轻人讲得像一朵鲜花一样,你知不知道我们年轻人在这里的痛苦,知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有多少困难。  这样的话就带着点情绪了,曲啸转得也快了,马上说,当然了,到这里来的年轻人也不妨有来淘金的,这一说“淘金”两个字就炸了马蜂窝了,年轻人更不吃这一套了。争先恐后举手,说,曲啸老师,请问美国人用他们的双手在美国西部淘金,把美国西部发展起来了,我们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用我们的双手到蛇口来淘金,我们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哪里不对了?搞得气氛很僵。  曲啸他们各地演讲,通常获得的是掌声和欢呼声,甚至还有鲜花,唯独到蛇口来遇到了挑战,所以他们心里也没有思想准备,落差很大,因此他就说,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这个小伙子恭恭敬敬把名片拿出来,说,曲啸老师,我叫什么名字,这是我的名片,请你保存。搞得人家问你哪个单位,叫什么名字,好像就是要给小鞋穿了,也许曲啸的原意是想认识他。结果座谈会的气氛搞得一塌糊涂。  回到市里后,专家们跟市委常委汇报,说蛇口的年轻人有严重的自由化思想,戴了很多帽子,深圳市委太了解特区的年轻人了,所以也没太当一回事,听完也没表态度。  后来曲啸到西安交通大学演讲,在演讲过程中就讲了深圳有一个蛇口工业区,那里的年轻人一塌糊涂,女孩子把指甲涂得鲜红,头发留得很长,还要弄几个大波浪,穿的高跟鞋很高,喇叭裤得有一尺宽。当时曲啸是否这样讲了我不知道,不过有个蛇口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在西安交大读书,听了演讲后就把曲啸老师的讲话做了录音整理,原封未动地写了一封信给《蛇口通信报》,说自己在蛇口工业区长大,觉得蛇口的年轻人很勤奋,很热爱劳动,尽管他们思想活跃一些,但是他们非常热爱这个地区,投身于改革开放实践,为什么自己离开蛇口考到西安交大,这么短的时间,蛇口的年轻人在曲啸老师的观念中就变成了这么个样子,觉得不理解。  《蛇口通信报》就把曲啸的录音和这个年轻学生的信原封未动地登载了,结果这一发表引起《人民日报》几个年轻记者的关注。当时人民日报评论部一个实习生曾宪斌把《蛇口通信报》的报道整理了十个问题,找到曲啸等到深圳演讲的专家,记录了他们的意见后,又带着这十个问题到蛇口工业区,和参加会议的那一帮年轻人座谈,将双方的这种观念差异、认识冲突用对比的方式,在人民日报发表出来,题目就叫《蛇口风波》。这一登出来全国就炸锅了,双方都有支持者,各种说法都有,争论不休。  争论了一年以后,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打电话给我,说,小乔啊,你们蛇口工业区不要再争论了,找个时间去给曲啸他们道个歉,把这个问题了结了。我说书记,这个道歉很难啊,这场争论大家都还在热乎头上呢。  后来碰到一个机会,曲啸生病了,得了脑血栓。蛇口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办了一个企业,生产一种保健品,据说对治疗脑血栓有些效果,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曲啸老师病了,得了脑血栓,你们的产品效果好,是不是带上咱们蛇口人的情谊,带上蛇口人民的关怀去北京看望一下曲啸老师?他们很认真,立即做了准备,他还准备了几箱包装好的保健品到北京去,找到曲啸老师把这个保健品送给他。曲啸老师很感动,说蛇口年轻人真是不错的。  人都是这样,不打不成交,这一打打出朋友来了,以后曲啸老师跟蛇口的年轻人都相处得很好,坏事变成好事了。实际上蛇口风波在我们这里可没有风波,平风静浪的,蛇口所有人都认为很正常。这个实际上是大家对这种问题的一种认识和碰撞,我认为出现这种冲突不是坏事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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